龍城卧匪的BLOG

匪按：冉云飞本人虽然长相不是很好看，但是学问却做得很好，初看长相，此人匪气甚重，如果不相识，如遇上说不定还怕他打劫。但做起文章来，四平八稳，有理有据，理性平和，且富有感染力。今天推荐这篇文章，相信大家看了会开博有益。

四九年后的大陆，除了从反派角色里出来窜脸走场以外，胡适在八十年代以前的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消失。消失得更为彻底的是，他的作品在各类教材里的完全消失， 直到最近才稍后有改观，但其数量质量依旧微不足道。近几年我一直在做《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》的研究，深知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既深且巨。 许多大陆人，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只知鲁迅，少知胡适，这一切均与教材的选择有深刻的关联。尽管目前学术界对胡适的认识，远非八十年代可比，但与出得很完整的《鲁迅全集》相比，大陆的《胡适全集》可谓删削甚多。至于在公共空间里胡适纪念物和纪念馆，那是少得可怜，完全与胡适的贡献及他对未来中国的影 响，极不相称。

老实说，我接触胡适的著述，完全是八九事件以后，觉得要深刻地了解中国的过去，特别是民国的历史，才有幸慢慢知晓的。胡适 的贡献自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最打动我的甚至不是他的学术和思想，而是他做人和言论的风度。不仅与我接受的你死我的活仇恨教育、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理念很不一 样，而且与我们被灌输的非此即彼、非黑即白、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思维大相径庭。回忆当初我读他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的文章时，真有梁启超读龚自珍诗的若受 电然之感，以至于我当时怀疑，他真的是否有对不同意见宽容的雅量，有包纳反对者的情怀。因为以我的教育视野看来——站稳立场、亲不亲阶级分、敌人无处不在 ——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，后来读了他大量的著述、书信、日记后，我才发觉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视野里，原来还有这样的人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我认为要改变大陆 人的仇恨教育、非此即彼的懒堕思维，培养宽容异见的雅量，胡适都有相当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
我认为从理论上来探讨胡适的自由主义有相当重要的 作用，但我认为要使胡适所欣赏和倡导的自由理念，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，做到润物细无声，用他对人对事的故事，来讲述胡适为何与众不同，可以更深地让人们了 解，不同的人为何可以美好共存？我希望自己将来能用一本《一位微笑的反对者》来谈胡适的风度与思想。现在我先简略陈述以下（也只能算个提纲，因为要写下来 非长文乃至专书不可），供大家讨论，实质的内容待将来写书时扩充。

一：互相反对的朋友

互 相反对，还能成为朋友，这超出了我们的教育范畴。虽然毛泽东“凡是敌人拥护的，我们就要反对；凡是敌人拥护，我们就要反对”这样不讲逻辑、没有思维含金量 的话，在今天的民众里市场锐减，但在国际关系的应对中，以及对不同异见者的惩罚里，中国官方的敌对思维以及对民众的愚弄，依旧拥有广大的市场。这种人为制 造敌人的做法，只不过为了煽动那些不理智的被愚弄的民众无条件地认可官方做法，以便少数统治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罢了。但敌对思维、仇恨教育是柄不易把握 的双刃剑，任何人不敢说自己能控制到毫法无损，因为利益像流水，绝非铁板一块。

梅光迪、胡先骕二位在美留学时，与胡适交往很多，虽有不 同，看欣赏多于批评。梅、胡二人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，当胡适提倡白话文、文学改良的时候，梅、胡二位与他发生了很大的分岐。梅光迪早年很看重胡适的传统 文化根柢，梅光迪的批评时有比较偏狭之处，且有时也免不了谩骂，但胡适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。其实梅光迪对自己的毛病，并非一无所知，“迪一生大病，全在 气盛。气盛则不能下人，而忌者中伤之术乘隙以售。一生吃亏，全在于此。”（见耿云志主编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第33册第51页）正是这样性格使得他眼高 手低，一生不曾做出多少实实在在的文化建设。对于梅光迪的气急败坏，胡适曾写过一首诗来调侃他：“人闲天又凉，老梅上战场。拍桌骂胡适，说话太荒唐！说什 么中国要有活文学！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！……若非瞎了眼睛，定是丧心病狂！”单是所引这几句，就令梅光迪这样精英意识浓厚、比较重视古代经典文学、又没 有多少幽默感的人无法忍受。

但梅光迪对以胡适为首新文学革命者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，“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，是一大病根。以为人 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，此弟所不谓然者也。科学与社会上实用知识（如politics，Economics），可以进化，至于美术、文艺、道德则否。若以 为Imagist Poetry，及各种美术上‘新潮流’，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，或与之敌，则稍治美术、文学者，闻之必哑然失笑也。足下于文学、美术乃深有研究者，甚望出 言稍慎，无贻知者以口实则得矣。”（转引自沈卫威《胡适周围》P127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版）君不见今天依旧还有人为了要让自己的创作耸动世 人，提出“PASS莎士比亚”、“打倒李白”等打了鸡血的无谓口号吗？文学艺术不具备线性特点，它们与进化论没有关系。从严复译《天演论》一个世以来，进 化论在中国所生的诸种影响实有研讨的必要，可惜的是，没有多少中国人愿意去做这冷僻的工作，倒是听说最近有人翻译了一本西人研究达尔文在中国百年传播史的 著述，惜乎尚未看到，不好判别。

胡先骕骕也像梅光迪一样，在《留美学生季报》里读到《非留学篇》、《〈诗经〉言字解》等文章后，通过杨杏 佛等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后来胡适看了胡先骕发表在〈留美学生季报〉上的词《齐天乐•听临室弹曼陀铃》后，认为胡词系陈词滥调，这说明确胡适并不因为友谊而影 响求真，不惧是朋友而说出自己的真话。后胡适发表《文学必良刍议》，胡先骕作《中国文学改良论》以批评，他不同意胡适比较激进的改良观，在他看来，“欲创 造新文学，必浸淫于古籍，尽得其精华，而遗其糟粕，乃能应时势之所趋，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。”这些说法并非没有道理，但时势并不善待他这样的观点。过几 年，胡适新诗集《尝试集》出版，胡先骕作长文《评〈尝试集〉》，数据统计的方式，尽论《尝试集》之非。但胡适并没有回应，罗家伦的回应中有意气之辞，故此 一争论不了了之。

就我所看胡先骕与胡适争论文章，其气度、深度都超过梅光迪，尤其是气度上为梅所不及。梅光迪不能说没有学问，但他除了只 留下一册《梅光迪文录》外，难免给人眼高手低之感。1927年胡、梅两人见面后，以后几乎再没有往来。虽然梅去世后，胡曾答应梅的家人给写的纪念集写篇文 章，但随着国共内战的到来，使一切变为乌有。而胡先骕后来却与胡适在中基会、科学社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往来，连他自己都说胡适对他颇好。二胡两人1925年 上海会面时，照了一张著名的照片，这张照片之所以著名，就是因为胡适在这照片背后题了我们是“两个反对的朋友”，而使后世得以知道，互相反对依旧可以成为 朋友。而另一五人合照，亦有“二胡”，胡适则题为“皆兄弟也”，可见胡适的为人。

我没读到过梅光迪的政治理念，但胡先骕提醒激进的青年切勿上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当，“理想之政治决无以一次之巨大改革而能实现者”，而且他说日本留学生 承袭欧西之皮毛，多言倡导革命，是惑乱世人。单从这点来看，“二胡”最终还会以朋友终，是有很深的内在理路的。

二：道不同，亦相为谋

在我们现今这些由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训练出来的人看来，胡适是个典型的没有立场的人。在那些不问是 非，只问立场的看来，甚至有风派和骑墙之嫌，所以有些觉得胡适的处世方式是世故的、油滑的，胡适真的如此吗？胡适为人古风可仪之处甚多，许多与他见解不同 的人，都得到过他的照料与接济，当然前提是这人不管做什么有做人的底线，单从他与陈独秀的交往，我们便不难发现此点。

陈独秀比胡适大十二 岁，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比胡适峻急，处事比较激动。但从文学改革初期，胡适主张注意别人的辩驳，要有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，陈独秀却说绝不容给反对白话文和新 文学者以回辩的余地。也就是说，在新文学发韧初期，像大河的源头就已经暗含着分岔的因子。《新青年》早期，陈独秀与胡适虽然小有不同，然颇相得。后来陈独 秀越来越主张激进革命，宣传苏俄革命和阶级专政，最终导致《新青年》的分裂。因《新青年》群体的社会地位、威望，使得大家虽有分歧，还不至到公开写绝交书 的地步，但内部写信的猜疑和不满却无可置疑地多起来。1920年陈独秀听信外间谣言，说他这帮北京朋友与军阀勾结，竟写信给胡适等朋友，公开要与陶孟和决 裂，胡适回信说，“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！我实在有点怪你”。在给他做了解释后，胡适又说，“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，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”（水如编 《独秀往来书信集》新华出版社1987年P306，下同，只标页数）。胡适的温恕宽怀，立马得到了陈独秀的善意回应：“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，我承认 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，便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”（P309）。

陈独秀与胡适彼时都看到了朋友间的 分歧，特别是政治分歧视越来越大，但两人之间依旧荡坦相陈。如一九二四陈独秀连写数封信给胡适，请他帮助解决张申府的工作问题、瞿秋白的书籍出版问题、蔡 和森害病卧床缺钱看病的问题、《中国青年》要出一期“反对太戈尔”专号向胡适求稿问题等。这些事全解决，可能不是胡适的精力和能力所能允许，但肯定其间有 相应的努力，只是没发现胡适给陈独秀相应的信件而已。但1925年《晨报》被焚烧的事件，在他们二位老友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分歧，胡适给陈独秀写了封措辞比 较严厉的信。暴力烧毁自己不喜欢的言论报馆，对于主张暴力革命的政党领袖陈独秀来说，自然存在什么问题，所以他对胡适说“你以为《晨报》不该烧吗？”而这 对于胡适来说，这是损害言论自由的大问题。

“五六天以来，这一句话（指“你以为《晨报》不该烧吗”——冉注）常常来往于我脑中。我们做了 十年的朋友，同做过不少的事，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。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。“（P403）在胡适看来，无论一个报社的言论多么荒唐，也只有 法律才能制裁，而不是烧毁了事。何况言论的是与非极难了断：“异乎我者未必即非，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；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，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”。 说到底，“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，就不配争自由，就不配谈自由”（P403），这是十年老友对陈独秀最激烈的批评。胡适最后慎重地告诉老朋友，我们有许 多不同，但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，那么我们就好做“敌人”了。

至此之后，陈独秀在共产党内逐渐失势，同时也被捕入狱，所以就不存他赞赏并领 导暴动的问题了，故朋友变成仇敌的问题不存在了。陈独秀一生四次入狱，没有哪一次没有胡适从中努力营救。特别是1932年入狱，胡适多次去看望，并请常去 看望陈独秀的段锡朋转话，欲给陈独秀请律师，同时带去想看的书籍，帮助陈出版书籍等，直至1937年8月出狱，可以完全尽了老友的所能。直到1949年老 友去世七年后，在国事纷乱、山河改易的时刻，为“陈独秀的最后意见”一书写序，胡适依旧赞赏老友的人格与坦荡，尤其赞佩老友晚年修订己非，重新回到真正的 民主自由理念中来，那种不惜“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”的求真精神。
胡适一直主张在体制内解决问题，进行改良，所以他参加安福系善后会议，主张 “好政府主义”，倍受各派的非议。抗战初期，因从大局计，同意国民党为争取抗日的时间与空间计，暂不与日本大决战的策略，为此他最为心仪佩服他的学生兼朋 友，差点也要与他决裂。他曾参加过高宗武、周佛海等所组成的议和俱乐部，给国家的谋求转圜的余地，客观上说也是为准备战争，进行空间和时间的准备，使许多 人无法理解他的苦心，这只有在台湾的民国史特别是二战史的研究中，才有比较客观的认识。但一当国家必战无疑，他便不惜一切为国家效力，其抗战出任驻美大使 便有这样的苦心。

因为有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胡适便不以立场来决定事情。对日本人的侵略中国包括台湾他当然恨之入骨，但在1962年2月15 日开“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”的时候，他就对日据时代在台湾所搞的义务教育持赞同态度——当然不是赞同日本似的洗脑，而是赞赏义务教育的形式——“像王云五 先生等几个人都要说延长义务教育，但就没有一个人替日本说一句话。这里的六年义务教育是日本人费了几十年功夫奠定基础的。在大陆上，何曾办过义务教育？像 北平、南京、上海、无锡、苏州等地比较教育发达的地方，都不曾办过义务教育”。（胡颂平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）他对曾经的敌国都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态 度，何况一般的不同言论者？

三：提携左派学生

胡适对许多人的提携，对后辈学生的 奖爱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也可谓无人能及。他提资助的人著名如林语堂等，提携的如沈从文、顾颉刚等，均可谓一时选。至于回应和关爱那贩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的 故事，就更是广为传播。难怪温源宁说：“胡博士每礼拜日会客，无论何人，概不拒之门外。不管来客是学生或共产主义者，是商人或强盗，他都耐心倾听，耐心叙 谈。穷困的人们，他援助。求职的人们，他给写介绍信。有人在学术问题上求教，他尽全力予以启发。”（《胡适博士》）

胡适的温怒和慈爱，在 学生身上特别明显，只要你看过罗尔纲的《师门五年记》，鲜有不被感动的。如今的师生之间互相利用、互不尊敬，已成为一种常态。你再看胡适示人学问轨则，教 人诚笃爱人，学生则认真向学，说已经成为绝响都不为过。罗尔纲虽然免不了在劫难中跟着大家说自己老师的坏话、昏话，但在度过劫难后对老师的点滴回忆中，依 旧非常深情，可谓白首不改。

共产党热衷于搞阶级斗争，当然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擅长搞歧视。所以像胡适这样只是有无学问，却不管学生的思 想的老师学者，一定会被共产党视为拉拢腐蚀青年，如后来身居高位的吴晗在文革时被整，就颇多被胡适拉拢的言辞。所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才有千家驹写回 忆录说出胡适对他的提携。要是放在今天，一位老师喜欢和帮助一个异见青年，一定会有关方面治罪。千家驹是吴晗的朋友和老乡，但千家驹之受胡适重视并非因吴 晗的关系，而是千家驹写了篇《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和中国工业化问题》，颇受胡适喜爱所致。于是胡适将千家驹推荐给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，陶得知千是北大学 生会一头目兼捣乱分子，不欲接纳，胡适对陶说：“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，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，况且一个研究机关，你怕他捣什么乱呢。” （千家驹《我和胡先生结识的详细经过》）

不但如此，胡适还同意千家驹的请求，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名义翻译马克思的《资本 论》，由吴半农译第一卷，千家驹译第二卷，最后因商务印书馆怕被禁止未能出版，但胡适对彼时被视端的学术之重视，由此可见一斑。1934年胡适介绍才毕业 两年的千家驹到北大任经济系讲师，系主任赵乃抟认为他年轻且左倾，不浮人望，不同意。胡认为千有真才实学，通过校长蒋梦麟再做赵的工作，最终得以实现。千 家驹一生记得胡适以学术实力而非以政治观点荐取人才的做法，而这样的人在现代中国可谓少之又少。千家驹也算有种，在五十年大批胡适的时候，“如果把胡批臭 骂一通，又难免言不由衷。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缄其口，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，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”。连这样缄默不言的权利在高压之下都具有罕有的 勇气。

四：对待骂的态度

关于对待骂的态度，我曾经在编的《网看胡适》一书序言 《胡适的道理和他的风度》里有较完整的论述，请大家在网络上查找观看。他在大陆受到铺天盖地的谩骂，在台湾受到围剿，他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讲话里，他还 说“我挨了四十年的骂，从来不生气，并且欢迎之至”。

温恕长存天地间，像这样即之也温的人，是令人一辈子也难忘的。我们看胡适众多照 片，几乎看不到他严厉的面容，也许在我们不知道的私人空间里，他也有恼怒的时刻，但始终未曾把一张难看的脸出示公众，他从小在母亲于大家庭的艰难周旋时看 透了这点，并谨遵一生。温源宁说：“在少数人眼中，胡适博士不是老练的敌手，就是很好的朋友。在大多数人眼中，他是老大哥。大家都认为他和蔼可亲，招人喜 欢，甚至他的死敌也这样看。”

胡适是个没有敌对思维的人，他常欢迎反对者。在文学革命的发韧期如此，到晚年亦是如此，可谓贯穿始终。他曾 主动邀请那位曾给林纾提供材料，以攻击文学革命的张厚载给《新青年》杂志写为旧戏辩护文章，让钱玄同几欲跟胡适决裂。要知道在新旧文学对决的时刻，立场是 极其重要的，因此许多人把立场当成了唯一。因为绝对的自以为是，而容反对者有反对的余地，如陈独者先生便是如此，胡适是不同他的看法的。至于钱玄同与刘半 农为了搞垮搞臭旧文学，不惜唱双簧戏的搞法，更是让胡适无法认同。

“桐城谬种、选学妖孽”和“王敬轩”这种唱双簧戏的谩骂风气，倍受各界 的批评。胡先骕认为批评中应该杜绝谩骂，亦要警惕意气之辞。“他人之议论，不能强同以尽于我也，我之主张，恐亦未必全是也。故他人议论之或不当也，尽可据 论理以折之。且彼与我特异议者，未必全无学问，全无见解，全无道德也。即彼所论或有未当，亦无庸非笑之、谩骂之，不遗余力也。”（《论批评家之责任》，见 《学衡》1922年3月第三期，转引自沈卫威的《胡适周围》）

事实上，主张宽容，主张就事论事，主张客观公正的论事，反对谩骂，不独是胡 适的独得之秘。就连胡适的反对者梅光迪、胡先骕也是如此，尽管梅、胡二人特别是梅没有胡适做得好，但他们有此境界，亦不当淹没不彰。胡先骕在《论批评家之 责任》里概括出批评家的责任：“批评家之道德”、“博学”、“以中之态度，为平情议论”、“具历史之眼光”、“取上达之宗旨”、“勿谩骂”六个部分，拿到 今天来也属一个合格批评家的不二条件，可见其所言的超越性。至于说“作批评也，决不宜就一时一地一党一派之主观立论，必具伟大洞彻之目光，遍察国民性、历 史、政治、宗教之历程，为客观的评判，斯能公允得当。”（转引自沈卫威《胡适周围》P169）完全可以作为批评社会诸事的一般原则。梅光迪也和那个时代的 许多人一样都倡导宽容，也就是说宽容雅量不是胡适的独得之秘。“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（The spirit of toleration），承认反对者有存在之价值，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。主张新潮之人，多不知此。凡倡一说，动称世界趋势如是，为人人所必宗仰者，此新式 之学术专制，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。”（转引自沈卫威《胡适周围》P142）容纳不同意见，单靠个人努力，是不可能形成社会风气的，虽然出色的个人的号召 亦不可低估。

张爱玲在一篇《忆胡适之》的文章里，特别提到国外的人不知五四的影响，但国内的人由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，应该能够永久纪念下 来。但张爱玲可能也没有想到关于五四，大陆、台湾各自的侧重是颇为不同，就像如今的政治理念“一中各表”一样。不过好提到佛洛伊德的研究，摩西是以色列人 杀掉的，但年代久远了，人们会反过来信奉他。颇可拿来今日我们作为对胡适先生的看法。台湾早已放弃对胡适的围剿，大陆也对胡先生逐渐有公允之评论，虽然尚 未实现胡先生所实现的民主自由的理想，但其理念必定会在大陆实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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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冉云飞    来源：胡适读书会